今天對康生問題被揭露始末聊了聊，下面，是本站的小編整理關于康生問題被揭露始末的詳情解說：
核心提示：12月9日，到16樓觀看小字報的人特別多，有黨校教員，也有學員，許多高級班學員也紛紛來看，多數人看完后沉默無語。直到晚上，還有人打著手電筒來看。
這天，胡耀邦不顧秘書的勸阻也去看了小字報。
看完后，他對秘書說：“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我們來看小字報，這就是一種支持。
”文章摘自《人民文摘》2011年第3期 作者：程冠軍原題為《康生問題被揭露始末》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
此后的一段時間內，全國全黨上下雖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幫”，但康生問題一直沒有被揭露，這就給徹底否定“文革”、實現撥亂反正帶來了一定障礙。
引燃康生問題“第一把火”中央黨校是“真理標準討論”的發端之地，但“文革”時期卻是重災區。
該校被康生把持長達20多年，破壞成了個爛攤子。
1956年“八大”后，康生被重新啟用，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并從1957年起分管黨校。
“文革”前期和“文革”時期，康生在黨校先后誣陷迫害中央黨校原校長、著名哲學家楊獻珍和曾任劉少奇秘書、后任中央黨校校長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林楓，制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黨校，康生被尊稱為“康老”，他的妻子曹軼歐則被尊稱為“曹大姐”。
有時康生到黨校視察，隨時看到一個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這個人不像個好人”，這個人很快就會被打成反革命。
197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汪東興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長，胡耀邦任副校長。
由于當時中央黨校還是造反派掌權，胡耀邦到黨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整風會議”，實際上是進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幫”，解決“文革”遺留問題。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干部組成的支部代表王富長，在發言中首次揭發康生和曹軼歐的問題：一、一直把持黨校，說黨校是“長期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給黨校的同志們套上叛徒、特務、走資派等精神枷鎖。
二、對待黨校群眾組織問題是支持一派，打壓一派，使很多干部群眾受到摧殘。
三、指使造反派在黨校大罵朱德、葉劍英、陳毅等老帥，并編輯出版《林彪選集》、《林彪語錄》。
四、康生、曹軼歐在黨校搞“清隊”和“整黨”問題上，顛倒敵我關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眾受到審查、關押、開除、遣送。
康生雖然于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后的悼詞上，他卻被封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光榮的反修戰士”。
當時這“兩頂桂冠”還在，并且曹軼歐還活著，又在黨的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王富長的發言石破天驚，無異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
對于王富長的揭發，胡耀邦是比較慎重的。
他在會上說，一個黨員對現在的領導，對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不可以提呢？
我看有意見是可以提的。
這是符合我們黨的組織原則的……但是提意見必須遵守以下幾條：第一，必須實事求是。
為什么要提意見，主要是為了分清是非，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不實之詞，污蔑更不允許，要把顛倒了的是非顛倒過來。
第二，只在我們黨的會議上提。
黨章規定，在黨的會議上可以批評任何人。
在黨的會議上提意見是合法的，是黨員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剝奪的。
沒有參加會議的同志怎么辦？
每個黨員如有意見，可找組織談，或者寫材料交給組織。
這一條我提議作為這個會議的紀律，不搞小廣播，搞小廣播性質就變了，是自由主義了。
第三，只在會上講，或寫書面材料，不貼大字報。
第四，意見提了后怎么落實，怎么辦？
如實向華主席，向幾位副主席反映，請華主席、黨中央去決定。
從目前公開的歷史材料看，這是粉碎“四人幫”后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揭發康生的問題。
會后，“整風會議”材料組的陳文斌、劉立中兩位同志根據王富長的發言整理了一份書面材料，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上報中央。
胡耀邦間接出手支持1977年12月8日，中央黨校16樓的走廊出現了兩份小字報。
小字報指出：所謂“康生路線”，實質上與林彪、“四人幫”的路線是同一路線。
12月9日，到16樓觀看小字報的人特別多，有黨校教員，也有學員，許多高級班學員也紛紛來看，多數人看完后沉默無語。
直到晚上，還有人打著手電筒來看。
這天，胡耀邦不顧秘書的勸阻也去看了小字報。
看完后，他對秘書說：“你懂我的意思了嗎?我們來看小字報，這就是一種支持。
貼‘那個人’的小字報，我不提倡，也不反對。
我們要把被‘四人幫’顛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顛倒過來，對誰有意見你們都可以提，不寫大字報，可以寫材料，小字報找個地方貼，校內外同志都可以看。
”有人貼出了揭批康生的小字報的消息在中央黨校不脛而走，一連幾天，不但觀看的人絡繹不絕，并且小字報越貼越多。
如果說中央黨校“整風會議”上的揭發，是引燃康生問題的“第一把火”，那么，中央黨校公開揭批康生問題的小字報，則向康生打響了“第一槍”。
向全黨公布康生罪行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胡耀邦指示根據中央黨校的揭發材料、造反派頭頭的筆記和中央組織部、中央聯絡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點名誣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職務、點名的時間和場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個名單，鉛印成冊，報給中央。
這個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共有603人。
其中，大多數是老干部和社會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提出了康生問題。
據于光遠記述，陳云說：“‘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顧問。
康生同志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的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
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
”談到康生問題，胡耀邦說，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他不但給許許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資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未定性”的人里面，還指使天津南開大學搞所謂“南方叛徒集團”，反周總理。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組建了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成立了對林彪、“四人幫”案件審理工作領導小組，開始了對林彪、“四人幫”和康生等的審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通知》。
9月29日，五屆人大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
在起訴書中，已去世5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間所犯下的嚴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革’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
中共中央鄭重決定：向全黨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銷原悼詞，開除其黨籍。
與此同時，康生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歷史的審判。
康生的骨灰也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遷出。
這時的曹軼歐也一下子從政治的巔峰跌落到谷底，從此過起了隱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來源： 人民文摘
關于“康生問題被揭露始末”的介紹到此結束。
